近年來青少年的憂鬱問題日益嚴重，亟需開展更多元有效的評估與處遇方式，因此本研究聚焦在自主性與青少年憂鬱的本土化探討，期望開展不同的諮商取徑。由於過去的自主性研究多是採用西方的自主性概念，直接套用在它文化的研究對象上，容易產生文化偏誤，無法提供確切有效的本土性參考資料。有鑑於此，本文引用具實徵研究支持與本土文化適用性之「雙元自主模式」，進一步探討臺灣青少年憂鬱的問題。本文在比較雙元自主性概念對憂鬱形成的觀點，與DSM-5 憂鬱診斷準則及貝克憂鬱量表後，發現後二者僅評估到青少年憂鬱的內化問題（認知、情緒、行為、生理），卻疏漏了重要的外化問題（人際適應）之評估，且此部分的內涵又與青少年所成長的文化內涵緊密扣連，故依此提出相關之建議： （1）研究方面，首重建立本土化資料，包括檢驗雙元自主性與青少年憂鬱之間的相關性，釐清個體化自主性與關係自主性在診斷評估上的差別；其次是藉由訪談憂鬱青少年，深入了解青少年憂鬱、自主性發展，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之間的脈絡連結與相應內涵，尤其是華人的孝道觀念及教養信念。（2）實務方面，除了發展青少年憂鬱之人際適應評量工具或評估系統，亦建議將文化內涵融入於諮商處遇之中，文中亦舉例提供參考。
關鍵字：本土化、青少年憂鬱、青少年憂鬱評估與處遇、雙元自主模式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的同伴動物失蹤後之懸念性失落經驗及調適意義 。採用質性研究取向中的歸納式主題分析法 ， 使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對三位研究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 蒐集到豐富的敘說內容。 研究結果首先呈現研究參與者與同伴動物相遇相處與失蹤分離的過程。接著得出同伴動物失蹤的懸念性失落經驗如下：（1）不忍認定牠已死，但求脫險危轉安；（2）無可奈何心漸累，期待衰微無力繼 ；（3） 留或不留身後物？己見他見各有理 。 懸念性失落經驗的調適意義包括：（1）不執著於「為什麼」，接受事實送祝福；（2）自創儀式好道別，思念無盡仍 為伴。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嘗試將同伴動物失蹤的懸念性失落分期為：動員期、動態協商期、祈念期、重回生活常軌期、持續連結期。本研究提出的建議為：（1） 在失蹤初期給予當事人充足時間嘗試尋回，不要那麼快地抹煞他們的希望，陪他們去做一些能力可及的事；（2） 允許當事人想像同伴動物失蹤後的良好處境， 並鼓勵當事人送祝福給同伴動物 ；（3） 協助當事人學習接受失落和模糊性，找到新的生活方向；（4） 協助當事人建構失去同伴動物的意義，並發展合適的紀 念同伴動物儀式。
關鍵字：失蹤、同伴動物、青少年、調適意義、懸念性失落

過去研究發現學校輔導人員在校園中面臨許多兩難困境經驗， 而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對於霸凌事件的通報、處理、輔導皆有許多規定，使輔導教師在進行霸凌處遇時可能經歷與其他校園事件不同的兩難經驗。 輔導教師在協助霸凌事件時會經歷哪些兩難困境過去尚未有研究進行探討。鑑於此不足 ，本研究對五位曾協助處理霸凌事件，並經歷兩難困境的輔導教師進行訪談。結果顯示：（1）與通報有關的兩難困境包括（a）考量通報對當事人利益的影響；（b）考量通報對學校利益的影響；（c）師對生霸凌通報；（d）多元文化造成的辨識困境。（2）與多重關係有關的兩難困境包括（a）兼任輔導與調查的角色；（b）同時輔導行為人與被行為人。（3）與自主權有關的兩難困境包括（a）當事人的抗拒；（b）強制輔導諮商。（4）與保密有關的兩難困境包括（a）系統合作；（b）社會大眾的關注。最後，本研究依據此結果進行實務討論並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關鍵字：兩難困境、倫理抉擇、校園霸凌、輔導教師、諮商倫理

COVID-19期間，通訊諮商成為主要的諮商服務形式，然疫情過後，通訊諮商究竟是暫時替代方案， 抑或具獨特價值？本研究從個案視角出發，探討其對通訊諮商的經驗與適應差異， 並分析影響適應品質的個人與情境因素 。研究採探索性質性研究方法， 針對11位具有通訊與實體諮商經驗的個案 ，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選用紮根理論的資料分析方法。結果共歸納出四個面向十個主題，包括：（1）通訊介面與空間的情境性限制，包含技術問題、空間變遷造成儀式感削弱；（2）個案特質與議題情境對情感回應需求的影響 ，包含理性／敏感特質的差、 創傷議題處理困難；（3） 調節不安的支持資源與經驗條件，包含自我調適能力、心理師風格 、實體諮商基礎與安全空間；（4） 從情感回應需求看通訊諮商的適應差異，涵蓋「相對適應」與「相對不適應」的多元經驗。研究指出，雖通訊諮商在訊息與情感傳遞上具限制，但其適應品質仍可因個案特質、議題屬性、心理師風格與事前準備等因素而有所調節 。本研究建議臨床實務建議重視個案特質與情感回應需求，強化通訊諮商前評估、知情同意與技術調節，以提升適應與成效。
關鍵字：後疫情時代、情感回應需求、通訊諮商、適應經驗、治療關係